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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师生根植社区,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空间优化新技术!

发布日期: 2018-04-13 浏览次数: 217

引言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一直致力于将建筑与城乡规划专业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并积极组建师生团队投身于城乡建设事业,努力推进城乡建设领域的发展。学院李彦伯副教授和本科生志愿者研究团队在上海的“邨坊里弄”开展的社区营造项目,根植社区,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空间优化新技术,并激发社区营造新活力,完善社区治理新体系。


在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种各样的小区在此拔地而起,经过岁月的发酵,慢慢发生着变化。

每一天,穿过蜿蜒的老弄堂、走过整齐的绿化带,每个人都在自己居住的小区,书写着人生片段。

理论上小区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如今,大多数居民对小区的关心、参与和责任感,正在渐渐减少。

有什么办法可以破题吗?

在几家试点街道和居委会的配合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彦伯副教授带着同济大学本科生志愿者们,开始了另一种尝试。



每个居民都双眼发亮,面露兴奋,有一种强烈的发言愿望

上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度商品化和陌生化的社会里,邻里之间互不认识,对小区的公共事物几乎一无所知。全球城市已经遇到的一项难题,如今也开始在上海出现,那就是如何重新进行“社区营造”。

比如近几年,上海城市微更新一个个如雨后春笋,改健身区、改广场、改跑道、改楼道、改林阴……几乎没有想不到的公共角落不能被改造

李彦伯此前也参与设计了几个微更新项目,改造后的空间果然魅力大增,然而有一个困惑却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如果没有具体项目,居民们是否还能持续参与小区的公共事物,让参与变成一种常态?

新福康里是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的花园式住宅群,南临新闸路,北至武定路,西起泰兴路,东靠石门二路。

罗培德、牟正廷、邱芸仙、陈静芬等十几位居民,第一次接到开会通知时,起初以为就和往常一样,去居委会随便聊聊。然而走进会议室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有些懵:来那么多学生是怎么回事?

会议主持人,也是一位同济大学的研究生,一边介绍情况,一边给每个居民发了一套东西:一个胸牌号码、一个四四方方设计用的纸板夹、一张简易地图、一张表格、一支笔。

而会议室的大桌上,摊着一张大图,上面打上了30多个标记,每个标记旁边都配有照片和文字说明。

整个场景看起来,仿佛电视剧里作战时的司令部。


前期勘查小区之后,学生们在专业的测绘地图上做起了文章,上面的每个标记点,都是小区里一个典型的公共区域或设施,并且还起了一个数字序号。

而开会的第一项任务,并不是坐下就聊。出乎意料,主持人简短说明情况后,把十几位居民先请出去,在学生的陪同下,希望他们花时间拿着地图和表格,把小区全部走一遍

于是,阳光明媚的下午,长期生活在此的居民们开始在小区里组队“闲逛”。按理说,居民们对自己居住的空间应该了如指掌,但事实证明,正儿八经走一圈,还是与平时不太一样。

比如,当大家走到小区的垃圾房区域时,有居民直接惊呼:垃圾房怎么这个样子。这里的垃圾房,“藏”在小区靠边的角落,而小区本身面积大,住在另一个区域的居民每天进进出出,其实并没有关注到垃圾房问题,直到这一次。

马上有住在垃圾房附近的居民回应,小区道路狭窄,无法双向会车,早上垃圾车一开进来,时常堵住上班出行的小汽车,影响周边居民。“到了夏天,苍蝇蚊子一大堆,住这里几个楼的人意见都很大。”一位居民感慨。

整个过程,学生们默默跟随,1名学生服务2位居民,他们并不影响居民发表意见,但几乎有问必答。而这些问题往往是这样:同学,你帮我看看,这里是图上哪个点?我们现在位于什么方位?

不少居民看不懂地图,有的甚至找不到标记所对应的现实方位。即便每个标记旁边已经附上照片,“读图能力”还是一大阻碍。而专业学生起到的作用就是,搜集居民意见时,尽可能教会他们按照标准化、专业化流程来操作。

不知不觉中,小区一圈已经走完,回到会议室里,每个居民都双眼发亮,面露兴奋,有一种强烈的发言愿望,几乎一坐下,大家就七嘴八舌炸开了锅。

原来平时不注意,每天生活的小区还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改进。


让“吵架”和“蛮不讲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会议室里坐定,主持人先平复居民们的心情,随后进入第二个环节:汇总每个居民的表格。居民们需要在表格上一个个勾出,哪5个点最好,哪5个点最差。

基本上,投票非常集中,说明小区什么最差、什么最好,大家看在眼里,很容易形成共识。每个居民按照自己胸牌号码的顺序开始发言,并且严格规定,一个人发言时,其他人不能打断,按照顺序来。

居民罗培德说,当时每个人胸口别着发言序号,手里统一拿着表格和本子,“感觉很正式,工具很专业,像人大代表发言似的,很正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严肃起来,按照流程走”。

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瑛的心,直到此时才终于放下。

刚开始得知,需要组织居民们为小区建言献策,几乎每个试点居委会都有点忐忑:万一居民们意见不合吵起来怎么办?万一每个居民都出于私利,只反映自家情况怎么办?万一本来没啥纠纷,结果这么一搞,反而暴露和激化矛盾怎么办?

如果像以往那样,坐下就聊,上述担心确实很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一次不同,经过团队的专业策划与筹备,在安排好的流程引导下,最终居民们的言行导向了积极、有效的方向。

比如说,团队一上来,并没有让居民漫无目的提意见,想到什么说什么,而是先标出小区里预先研判过的30多个公共点作为初始参考,同时又保持居民动议增加选项的开放度。让居民们一起去看,去选,这样一来,大家的公心就被激发出来。

每个人在实地走访后,对诸多问题感同身受,有质量的发言和表达欲又被激发出来。


最后,坐下发言时,按照会议流程,一个个陈述,也让“吵架”和“蛮不讲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不过,居民们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比如,谈到垃圾房问题、小区停车难问题时,还是有人忍不住插话,议论纷纷,但此时发言的总体氛围真诚而善意,主持人稍加控场,就能继续进行。

有了票选,事情并未结束。过了几天,第二次会议又开始了。

和第一次的晕头转向不同,这一回,每一位居民都胸有成竹,准备把自己心里的话一股脑儿掏出来。邱芸仙说,大家当时都很兴奋,“有一种动脑筋给自己家里装修的感觉”。

主持人首先播放PPT,公布最终结果,哪5个最好,哪5个最差。随后集中讨论最差的5个点,一个个研究应该怎么改进。针对每一个点,居民们轮流提建议。

对新福康里而言,有3点居民们的改造愿望非常强烈。

首先是垃圾房,有人提出能否像一些新小区那样,把垃圾房搬到小区围墙外面。有人提出,夏天不能散发气味,能否引进先进设备,最好进行分类、压缩。还有人说,垃圾车体积大,进门难,一路“咣当咣当”,影响居民。

说到这里,大家纷纷对主持人表示,已经提前看好一个垃圾房的新位置,可以带着研究团队一起去勘查。

第二是停车难问题。小区现有的停车位非常紧张,居民们调查过,地面和地下停车库,分别停放了100多辆车,已经达到极限。

地面停车造成小区进出困难,据说有几次120急救车差点开不进来。而地下停车库,中间的空间完全闲置,比较浪费,“能不能请学校的专家或专业学生,帮我们重新设计一下,如何用足空间?”

甚至还有居民提出,垃圾房如果搬到小区围墙外面,那么这块空间就可以腾出来,改成立体车库。

第三是门禁问题。小区有3个门,可以任意进出,由于地处市中心,许多闲杂人员为了走捷径,直接从小区穿梭,造成安全隐患。而且一到晚上,3个大门路边都是双排停车,进进出出一片混乱。能否合理安排门禁路线,比如规范车辆进出的门、行人进出的门,设计合理的流动路线?

3个问题讨论完后,并非专业的居民们竟忽然开始意识到,它们其实是一个系统问题,彼此相关


居民们最想改的究竟是什么?不是拍脑袋来决定

试点开始的前一晚,李彦伯几乎没睡着。

作为大学老师,几百人的讲座对他而言都不在话下,但是这个只有居民参与的讨论,却让他忐忑不安。

除了居委会们担忧的那些情况,他还担心,万一讨论时冷场怎么办?万一居民们提不出建议,或者瞎提建议怎么办?场面会不会失控?

但是没想到,第一个试点的第一场效果就特别好。他主持的是一个居住密度很高的里弄,居民们对公共空间权属比较在意,纷纷提出楼道堆物、自行车乱放等问题。

这时候,还是需要一定的思维引导。李彦伯问居民们,如果楼道不能放自行车,那么假设这是你的自行车,你还能放哪里?居民们想了一想,感叹,小区有自行车停车棚,但是完全敞开,并不安全,“换我,我也只能放楼道里”。

接着问: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改造自行车棚?有居民回答,不如采用封闭式车棚,找人看着,晚上锁门。马上有居民不同意,说现代人下班晚是家常便饭,晚上锁起来不好用。结果,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当场提出“我们可以用智能门禁系统,现在不是提倡智能化社区吗?”

一位老爷爷,说出“智能”两个字,有点出乎意料。但也说明,在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机制引导下,他们不仅发言踊跃、条理清晰,有些人还能创造性地提出真知灼见。

这次社区营造的机制尝试,分别在6个小区展开,试点区域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南京西路、石门二路、静安寺、江宁路、曹家渡路、临汾路等。

如何让老百姓有条理地讲出他们的想法和需求?这需要专业技巧,或者说系统性的平台和流程设计非常重要。把众口难调的想法提炼和归纳,最终才能形成一份有意义和价值的报告。

学生们形容,大家就像“做游戏”,设计了一整套大型桌面游戏,制定游戏规则,摆放道具,让居民玩在其中。在居民们看来,可能只是一条条意见汇总和表达,但团队知道,背后还有深意。

首先,是希望居民能够表达出对街坊的价值认定。究竟在街坊里,哪些东西在居民心中最有价值?一张30多项的表格,仿佛菜单一样,让居民们一一点菜。

其次,排摸问题集中在哪里。比如环境问题、污染问题、照明问题、安全问题等等,对哪些问题更为关注,不同小区有不同需求。

第三,如果未来有资金可以启动改造项目,那么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居民们最想改的究竟是什么?管理者可以直接根据这份报告,而不是拍脑袋来决定。

第四,小区的各种公共空间,还有哪些事情可以“更上层楼”,哪些地方尚需微调整?通过这样的机制,做一次系统梳理。

在居民们看不到的地方,却埋藏着一系列巨大的“工程”。团队为这个项目设计了很多东西,发展方向、任务属性、可行性评估、项目建议书等等,几乎每一项都反复推敲、修改了好几轮。

做准备时,团队还用荧光笔标出了各种细节:给每位居民提供多长的标尺、橡皮,名牌如何摆放,序号如何标注,是否提供照片,照片尺寸多大,标记点是用图钉还是插旗子等等。

此外,还列出具体要求:每次参与居民人数15-18位;注重年龄差别,上有七八十岁老人,下有年轻人;注意性别,男女比例尽量平衡。如果涉及马路或菜场,那么还得有临街的企业代表、街道科室代表等等,相当于一起组建一个常设性的议事团队。

通过这场大型桌面游戏,众口难调的辩论,渐渐变成共识。未来,政府根据这些居民意见整理而来的报告,就能很快知道接下来这块区域的改造方向。


浓缩近一个世纪上海的城市发展史,把当下的居民需求一一道来

最初拿到试点小区名单的时候,团队几乎喜出望外。

其中有新式里弄,有花园里弄,有工人新村,有高档楼盘,有上海最早的一批电梯房。可以说,上海住宅的基本类型几乎都囊括其中。

试点中,有一家小区建于2002年,李彦伯曾经问过居委会:小区挺新的,已经很好,你们还有啥想改?对方回答:我们这里有外事活动,经常接待外宾参观,是上海的窗户和名片,好了还要更好。

试点中,还有一条非常有代表性的“市政小马路”,应该归属于城市公共空间,但由于历史权属不清晰,居民们认为应该由小区物业管理,最后成为“三不管”地带,垃圾乱丢,僵尸汽车长期停放,投诉很多。每次,有投诉就去清理,问题死灰复燃又去投诉,如此没有形成常态,所以居民的改造意愿特别强烈。

可以说,这6家试点区域,几乎浓缩了近一个世纪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研究团队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像针灸一样地深入下去,让居民把需求一一道来。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模式往往采取统一设计,而非量身定做。

建筑师也常常“唯我独尊”,注重自己的专业水平或理想愿望。

反倒是真正的使用者———居民们,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往往被忽视。于是,几乎每家每户装修房子,第一件事就是敲墙,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居住设计不够人性化。

而到了今天,街道、小区、各种微空间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太好用。

里弄居民抱怨没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差。工人新村的居民抱怨小区没有文化和生气。商品小区的居民抱怨对面的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感受不到社会的脉脉温情……

在这个背景下,社区自治、社区营造近两年被频频提及。它们所有的核心都在于强调不是单纯的空间美化,而是激活社区的活力。但它们还是项目制,有项目大家踊跃提建议,项目结束,居民们又回到各自的家长里短中。

而这一次,试点的目的却是直接放弃建造一个个看得见的工程,进行难度更高的机制创新探索:建立一个居民表达意见的平台,并且与后续的管理接轨。

李彦伯认为,这种机制尝试,不仅仅居民受惠,各方都有很多收获。

比如学者,一般只研究城市,往往“目中无人”,做理论模型推演很擅长,但其实是空对空,如何积极介入现实需求服务社会,这是一次机会。

比如城市管理者,近几年一直在积极创新治理模式,但是转型也需要抓手,真正做起来不仅缺人,也缺少专业知识与工具,他们也需要职业团队一起合作。

比如居民,有许多诉求,但他们的意愿难以表达出来。尽管每次有项目时,都会寻访居民,问卷调查,但相关问题也就浅尝辄止,表达效果比较差。

最后是学生,课堂教学和院墙外的社会真实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懂得当下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和需求是什么。如果教的还是老知识,毕业以后他们会发现知识与现实脱节。

讨论会的最后一次,主持人发给每一位居民一张白纸和彩色铅笔。希望居民们把自己理想中的改造蓝图画出来。

“我们不会画画”,起初,居民们非常腼腆,都不敢拿起画笔。直到主持人解释,不用特别好看和专业,因为空间的改造说道理难免抽象,画图才更体现效果。

于是大家开始各自涂鸦,涂鸦时还忍不住交头接耳……

共同绘出心中的蓝图,这场社区营造中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或许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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